5月20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高峰论坛在杭州开幕。

一年前，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一年来，浙江做了哪些探索?共富路上还有哪些共性问题?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在这场以“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主题的峰会上，来自国内各层面的重量级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共同富裕的真知灼见，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言献策。

做大做好“蛋糕”

然后切好分好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首先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说，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发展基础、要素条件、产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发展存在一定差距是客观现实。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允许有适度差距的共同富裕。

“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要以市场经济为深层底色，不能离开市场经济谈共同富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看来，无论是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还是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都要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展开和推进。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史育龙指出，只有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注重经济发展量的持续扩张的同时，要更加聚焦质的有效提升，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协同共进，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互促互进，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缩小“三大差距”

聚焦重点和难点

一年来，浙江经济体量的提升伴随着更高水平的均衡与协调，传递出浙江正着力缩小“三大差距”，不断释放发展叠加效应的探索路径。

“缩小‘三大差距’，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对此有着长期的调研和实践。他认为，如何有效破解村庄分化，加快推进乡村共建共享，走乡村共富之路，是亟须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浙江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试点示范，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农民主动性，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促进乡村共富方面，形成了“飞地抱团”模式、联合体模式和党建联盟模式这三种典型模式，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缩小‘三大差距’，最重要的是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问题。”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对于浙江探索推进“扩中”“提低”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肯定。他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的，但“扩中”仅靠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要更加注重“提低”的支撑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提低”比“扩中”更重要。在制定和实施“提低”政策时，首先要弄清楚低收入人群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并通过分类施策提高其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

面对主持人“如何加快推动发展型制度政策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跃升转变”的提问时，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基于长期的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旨在打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不仅保持稳定、持续、适当速度的经济增长，还要让事实上的社会最弱势群体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同时促进全社会成员的福利总量不断提高。在浙江，这首先体现在出台“扩中提低”行动计划，通过实施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实现由“输血式”帮扶向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式”帮扶转变。“比如，技术工人主要从工资制度、培育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激励举措;围绕‘一老一小’积极探索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和养老友好型社会。”郁建兴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在此次高峰论坛上，许多企业家也分享了企业在共同富裕中的责任和担当。

“保利集团在浙江参与最多的不是房地产开发，而是基层治理。”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东利，分享了他们的实践经验：通过空间升级，让老城市更加美好，聚焦城市更新与微改造，助力解决城市内各板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服务升级，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聚焦“新老”两端，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运营升级，让城镇乡村更加美好，聚焦共享共建共治，进一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

“民营企业既是共同富裕进程广泛的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关键的参与者、推动者。”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认为，企业不能丢失社会责任，“正泰锚定‘数智化’‘碳中和’等时代新机遇，努力做大‘蛋糕’，实干兴企、造福员工、回报社会。”

如今的浙江，已经成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和营商环境最佳的省份之一。浙江每八个人中有一个企业主体，宁波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体。

“我们现在讨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关系，浙江做到了全过程经济公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主旨演讲中提到，浙江处理好了很多重要的关系，实现了均衡发展。比如，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中国很多大型的民营企业都出自浙江，同时，浙江的中小微企业尤其发达，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是培植大企业的“摇篮”。比如，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企强，民企也强，两者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企负责，而大部分民生经济则由民营企业负责。“不过，更为核心的是浙江人的‘加法精神’，具体体现为企业家精神和商业精神。”郑永年说，浙江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增加和强化这个地方的经济强度、广度和深度。

“要花大力气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支持郑永年先生的观点，他提出，要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为民营企业打造一个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要通过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激励民营企业创新，保证创新者能够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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