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但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解散，反而经过短暂调整后迅速转变为全球最大军事同盟，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用以维护霸权、扩展影响力的工具。具体来看，为维持其霸权，美西方通过北约追求在国际社会的绝对安全，实施各种地缘政治竞争方案，维护和扩展西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追求“绝对安全”的理念

2022年3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渥太华安全与防务会议上宣称，“我们向北约盟国提供绝对安全保障，这就是我们一再发出的信息”。通过其发言可知，在全球复杂局势下，北约的重要目标是追求成员的“绝对安全”。

历史地看，冷战随着柏林墙倒塌而终结后，作为北约对手的华约很快寿终正寝。为适应冷战后环境，1991年5月，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决定将之前的“前沿防御战略”调整为“全方位应对危机战略”，即从过去主要防范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转向“预防冲突和危机处理”。2004年，北约《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对北美和欧洲的潜在威胁，北约“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加强世界许多地区的安全和建立稳定”。由此，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不但没有消失，而是维持其组织架构并进行适度改革，以适应形势变化，这意味着北约在冷战后提升了能力并拓宽了所涉领域。

然而，作为军事集团，冷战结束后北约维持自我存续并壮大的理由十分牵强。一方面，北约扩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干预并非国际社会必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大量其他可应对这些问题的现存国际组织，包括最权威的联合国及其各附属机构，它们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并广泛为非西方国家所认可。另外，北约是军事联盟而不是治理联盟或普通国际组织，本质上是一个集集体防御与进攻于一体的暴力机器。如果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能力广泛增长，它带给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成员国的并非安全，而是强大的威胁。

基于此，北约在冷战后的转型及军事能力扩张表明，作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军事同盟机制，北约并非致力于全球共同安全或真正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尽管北约在维和等领域作出过贡献，但在没有任何力量可与之匹敌的条件下，其根本目的只能说是为了维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绝对和持久的安全优势，谋求对任何潜在威胁其安全的外部力量的压倒性威慑力。

不断膨胀的体量与野心

为追求绝对安全，在冷战结束后北约进行了多轮快速扩员，不断干预国际地区热点事务，并通过实施地区政策，加速对亚非等地区安全介入。

第一，实施东扩。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前后进行了多轮东扩，包括1999年吸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2004年吸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2009年吸收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2017年吸收黑山，2020年吸收北马其顿等。通过上述几轮东扩，北约成员国从12个创始国扩张至30个成员国，几乎将苏东集团的中东欧部分都囊括进来，仅波黑、乌克兰等少数国家未被纳入，不过北约也与其中一些国家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建有伙伴关系。通过上述东扩，北约将地缘政治中东欧这一“破碎地带”整合进“欧美”同盟，以达到西方控制广阔欧亚地带的地缘政治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最终未能加入北约，北约地缘政治攻势遂演变成如今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威慑。

第二，积极干预国际热点事务。冷战结束后，为推动南斯拉夫联盟解体，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21世纪以来，北约又参与了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地区热点武装冲突，包括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作为国际组织，北约没有在上述案例中全部或部分直接参战，主要是以成员国联军形式展开。这主要因为在有些案例中，北约内部对参战的态度不同，如针对伊拉克战争，北约成员德国和法国并不赞同美国的主张。然而，成员国是在北约内部协调下开展对外军事干预和侵略行动的。北约在上述西方国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与干预的不同阶段，也以各种不同方式介入这些国家内部事务或给予成员支持，包括参与“阿富汗多国安全部队”，为阿富汗国民军提供训练，甚至直接参与对塔利班等组织的作战行动，如2015年北约启动问题解决支持任务（RSM），实施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培训、提供建议等。总之，北约通过直接和间接军事介入，其活动范围大大超出欧洲地理范畴。正如2002年北约布拉格峰会上时任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勋爵所言，“北约应阻止、防御和保护来自任何地方的威胁。我们的部队必须能够去任何需要他们执行任务的地方”。

第三，实施地区政策，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介入。北约欧洲外的地区政策主要着眼亚洲和非洲。在其“2030议程”基础上，北约确立了在亚太地区的四大伙伴国，即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并定期与这些亚太伙伴国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安全话题。2020年12月，北约与上述四个亚太伙伴首次召开外长会，讨论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和中国崛起。近年来，该会议还讨论了包括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和海洋航行安全等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北约日益将目光聚焦中国。2022年4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以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为借口，宣称北约的新战略将“首次考虑中国的影响力”，并将加强与上述亚太伙伴的合作。

除通过与亚太伙伴合作积极介入亚太事务外，北约还加紧了对非洲地区的干预。2010年11月，北约召开里斯本峰会，强调北约要发展新的行动能力和加强伙伴关系，重申加强与非洲等地区联系的必要性。然而就像学者沃尔特·罗德尼所揭示的那样，北约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作西方对非洲进行殖民主义的开拓力量。在1950年代，当大多数非洲国家仍是殖民地时，几乎整个北非都是北约针对苏联发动行动的势力范围，而今天这里再次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控制非洲的工具。

事实上，美国通过非洲司令部（AFRICOM）控制非洲及监控外部力量在非洲的活动，巩固北约在非洲的军事进攻和维和行动能力。另外，法国等北约国家在非洲的军事干预（如在马里等萨赫勒地区）也为北约介入该地区提供了机会。在法国干预马里反恐行动近10年后，法国军事力量将退出该国，而北约表示法国如提出要求将提供支持，北约不少欧洲成员也表达了在法国撤退后介入非洲的意愿。除成员国外，北约也直接参与非洲事务。自成立以来，北约在非洲及附近地区执行了八次行动，其中包括支持非洲联盟（非盟）的维和行动。实际上，北约与非盟建立了机制化联系，从早期在非盟应允下向苏丹地区提供后勤，到后来培训非盟官员，北约通过机制化联系强化了在非洲的军事干预。

霸权维持与扩张的工具

西方普遍认为北约是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柱”。这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它对内集中了世界上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主体部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安全同盟；二是它对外通过军事行动，维系和推动所谓“自由民主国际秩序”。

就西方内部而言，北约的存在在冷战时代制约了德国这样的二战战败国的军事重新崛起，并在为西欧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基础上，为欧洲持续的一体化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为欧洲专注于塑造自身所谓的“规范强权”——强调自身价值观优势和对外推广西方价值观和行业规范的国际力量提供了基础。冷战结束后，虽然德国在法律意义上不再是主权受限国家，但在长期北约框架下，德国等欧洲军事强权已放弃在欧洲内开展军事竞争和争霸，即使德国等在如今俄乌军事冲突后宣布引人瞩目的军备强化措施，但其军事能力和意愿仍将受到北约框架的限制。因此，北约的存在成为维系欧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最主要力量。从结果上看，北约将所谓西方最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黏合到了一起。

就对外战略而言，冷战后，北约存续的目的不仅仅是保障内部“自由民主国家”的团结，而是积极对外维护和推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22年4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次讲话中号召“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西方价值观。他污蔑中国的崛起“对北约的安全和民主制度构成系统性挑战”，并认为“这是北约首次需要考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因此，北约的对外战略与行动和维护及扩张西方的国际秩序存在直接相关性，后者也成为北约的重要使命之一。而建立和推广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为了维护其在国际社会经济产业链上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在道德上的“教师爷”地位，及在政治上的议程引领者地位，而这些地位是西方霸权的具体体现与构成。

除上述功能外，西方还利用该军事集团影响力，在一些治理领域积极寻求对外合作。比如北约制定了六项环境保护标准（STANAGs），将气候变化治理纳入2010年峰会宣言，采用“绿色防御框架”等等。同时，北约通过维和、直接武力干涉等方式为西方对外投资保驾护航，成为西方在各领域维护和扩展霸权地位，增进主导权的重要工具。

可以预见，俄乌军事冲突结束后，欧美同盟关系会在北约框架内变得更紧密，西方会更注重北约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能力提升，强化对欧洲外地区的安全威慑，加强在包括气变等功能性治理领域的介入，使之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扩展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维护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国际霸权的有力武器。

（作者：简军波，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关键词： 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