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为数不多的法律人，我每年的提案中总少不了法治问题。其中，前几年我建议修订《土地管理法》、制定《黄河法》，都得到立法机关的积极回应。”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开举说，“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我都是以学术研究为支撑建言献策，为决策提供有益借鉴，决不人云亦云。今年两会，我重点关注的是防止‘泛刑事化’问题。”

“泛刑事化”的危害不可低估，沈开举对此忧心忡忡。他说，据统计，20年间我国重罪案件占比已从1999年的19.6%下降至2019年的2.7%，八类严重暴力犯罪自2009年以来呈现“十连降”。与之相比较，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6%上升至78.7%，特别是最高刑只有拘役的醉驾案件，占比近20%。“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

“目前审前羁押率从2000年的96.8%降至2020年的53%。但羁押率仍然很高，造成了国家羁押成本增加，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和发展。”沈开举认为，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正是因为最严厉，刑罚手段对打击犯罪行为震慑力大、发挥的作用大。与之相应的是这种手段的副作用也大，即国家、社会与个人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大。

沈开举进一步表示，从国家治理的顺序上讲，凡是民事纠纷一律通过民事仲裁或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凡是行政纠纷一律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只有严重的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才能够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把刑罚作为惩罚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样的顺序是国家治理的科学顺序，是对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影响最小的顺序,更是治理成本最低的顺序、最理想的顺序、不应该颠倒的顺序。“泛刑事化”颠倒了这个顺序，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沈开举说，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需要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守罪与非罪的底线，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正确履行司法职能，构成犯罪的一个也不放过，不构成犯罪的一个也不追诉。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少捕慎诉慎押”上升为新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了新时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重大转变。“作为一名法律人、一名政协委员，我为国家法治的发展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也为亲身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履行推动中国法治发展的崇高使命感到自豪。”沈开举说。（光明日报记者王胜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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